编者按
5月7日，反腐大剧《人民的名义》研讨会在三峡大学召开。研讨会由三峡大学与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共同主办，文学与传媒学院党委、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影视文化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宜昌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和三峡大学廉政文化研究所共同承办。与会人员从学理层面就电视剧的时代主题与议题设置、热词词频与人物形象、现实主义精神与创作方法、传播路径和传播效果等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对该电视剧创作所取得的多方面成绩、收获予以了高度评价和延伸思考，同时也指出了剧作在审美意识、价值观念上的某些缺憾与误区。此次研讨会是相关承办单位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也是发挥学科与专业优势、创新基层党建、开展廉洁文化教育与研究的一种新探索。
（易娜）
《人民的名义》的传播路径选择与传播效果达成
就传播而言，《人民的名义》在内容、时机、渠道、人格四个维度上给我们带来诸多启示。
一、内容真实。影视剧的传播也不能脱离“内容为王”的基本规律。《人民的名义》这部戏反映出当下社会生活中的真实痛点，为老百姓揭秘了官场“潜规则”与其背后的那些“秘密”。
二、时机适当。如何将议题与时代背景相结合，把握重要时机、关键时间节点，恰逢其时地推出相应的影视剧题材，主动引导舆论，对传播效果的提升至关重要。这部剧对上映时机的选择正印证了这一点。首先，党中央反复强调从严治党，铁腕反腐，反腐成为社会热门话题；其次，由于2004年监管部门对反腐剧和涉案剧进行整顿，反腐剧曾进入长达十几年的“冬眠期”，在这个时间节点推出这部电视剧，正好填补了相关题材影视产品的空缺。
三、渠道考究。“内容是王道，渠道是霸道”，好作品也要有好平台。湖南卫视是中国电视创新探索的排头兵，在全国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中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同时，湖南卫视作为地方媒体，具有较小的政治“隐患”，可以避免在中央媒体播出时造成一些政治上的不当解读。另外，湖南卫视经济实力强大，运营经验丰富，可以最大可能地挖掘该剧的市场价值。
四、标签清晰。我们发现观众讨论候亮平、沙瑞金的很少，但是一心只为GDP的达康书记、宇宙区长孙连城、胜天半子的祁同伟却被热议，归根结底则是他们有更为清晰的人格标签，更加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
（文学与传媒学院 刘建新）
《人民的名义》：主旋律题材作品的标准文本
反腐题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虽然取得了“网络播放量突破210亿，收视率破8”的好成绩，引起了全社会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但从类型的角度看，该剧在创作手法、人物塑造、叙事策略、传递的主导意识形态等方面，和以往反腐剧相比没有太大变化。它仍然是一个主旋律现实主义题材作品的标准文本。
编剧周梅森在接受采访时，多次谈到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创作对他的影响。《人民的名义》之所以引起关注，跟他的创作理念密切相关。该剧毫不回避当下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如权力的私相授受、以权谋私、能干清廉者受排挤、一把手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唯GDP论、官商勾结、司法腐败、政治婚姻、假面夫妻、政府公信力丧失、民营企业的艰难生存等等，它们与当下反腐的严峻现实形成强烈呼应，观众可以在现实社会、媒体、网络中找到对应的事实。
该剧在呈现问题的同时也积极探询解决问题的方式。如面对官员滥用权力时，该剧认为要用制度来约束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对于如蔡成功这样的民营企业家、普通百姓面对生活的艰辛时，该剧认为 “生活再难也要活下去，再难，再艰辛，也不能突破做人的底线”。与此同时，《人民的名义》在传递价值观方面，表现出对我党优良传统的积极提倡和呼唤。而对现实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的剖析展现，反映了我党有决心和能力解决这些问题。总的来说，由《人民的名义》所引发的话题讨论，是选题的切中时弊，是观众对当下现实问题的焦虑反映，而并非艺术探索本身的突破。
（文学与传媒学院 林丽萍）
反腐大剧《人民的名义》的现实价值
反腐大剧《人民的名义》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其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人民的名义》艺术再现了反腐败斗争的伟大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框架下全面从严治党,厚植了我们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也为反腐大剧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素材和逻辑支撑。《人民的名义》的剧情是人们熟悉的时事、热点和反腐故事，是反腐败的艺术再现。剧中很多腐败典型都能找到原型。《人民的名义》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
二、《人民的名义》适时回应了人民群众的政治期待。反腐倡廉的理念根植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民意基础。《人民的名义》毫不避讳地向观众全面展示了反腐败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人们在这里能看到“官场”的生态、贪官的狡猾,甚至能看到反腐败斗争中的一些无奈、纠结、拉锯等现实问题，迎合了公众了解和参与反腐败斗争的信息诉求和积极愿望。
三、《人民的名义》提供了生动的反腐警示教育载体。正如该剧编剧周梅森所说：“我的故事就是要唤醒读者和观众的切肤之痛”。该剧导演李路也表示，反腐剧不是为了展示腐败，而是为了给大家警示。《人民的名义》以案说纪、以案说法，触及灵魂、震撼心灵，彰显了正义的力量。
(三峡大学纪委 胡长贵)
从党风廉政的角度看《人民的名义》
《人民的名义》收视率居高，不仅在于剧情“接地气”、演员演绎到位等因素，更在于它的题材高度契合了近年中央反腐败斗争的主题。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历任中央领导人都强调文艺作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艺术来自生活，也应该回到生活中去。十八大以来，中央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支持。《人民的名义》是反腐败斗争在精神文明领域的投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是深度契合党中央反腐败斗争取得的成果。
《人民的名义》对党风廉政建设有重要的启示。党员干部要正确认识手中的权力，要有廉洁从政的意识，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做廉洁自律的表率。“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十三亿人民。”因此，党员干部要以《人民的名义》中的反面人物为戒，自觉抵制各种诱惑，敬畏权力，永远铭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方能更好地“以人民的名义”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马克思主义学院 潘大礼）
《人民的名义》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创作方法
作为一部官方授意、肩负政治宣传任务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成为一部火爆的现象级作品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究其实质，现实主义精神和创作方法是其生命力所在。在这个现实生活远比人们想象丰富的世界里，文艺作品到底还有没有能力对当下生活发言？是否还能对现实保持足够的敏感？如何在创作中呼应“现实”，如何达成自己的“主义”？这些问题都是对当下文艺创作者的极大挑战。《人民的名义》给我们的启示是，无论时代如何日新月异，现实主义的基本创作方法仍然是有效的。观众热议的“大尺度”问题在于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原则，而人们向善的愿望和对社会正义的诉求则构成这部现实主义剧作的精神指向。剧中将鲁迅所说的 “官魂”演绎到极致，直击国家治理的痛点，以不回避问题的真诚态度重建执政者公信力，并因此具有了激浊扬清、弘扬正义的正向效应。当“人民”不仅仅作为一个集合名词存在，而是真正具有了鲁迅所期待的“民魂”，一个更加清明的社会就有可能出现。
（文学与传媒学院 李雪梅）
《人民的名义》：“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全息图”
近期热播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无疑是一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好作品，它取得口碑与市场的双赢，体现了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引导下，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发生的新变和质变。编剧周梅森反复强调：“《人民的名义》既不是反腐剧，也不是检察剧，我们要做的就是一部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全息图。”我比较赞同周梅森的说法，《人民的名义》就是一部以查贪官、反腐败为主线，全面反映当下现实问题的社会生态剧，诸如强拆、环保、创业等等。
《人民的名义》以提出各种重大的社会问题为基点构置情节和冲突，用人物阐述问题，用故事传达精神。如赵瑞龙反映的“官二代”问题、欧阳菁说明的金融腐败问题、刘新建体现的国企问题、蔡成功代表的民企问题等，这些人物一出场就定型了，情节不是其性格的发展史，而是问题的发生史。该剧在展示那些贪官故事的过程中说明反腐倡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向观众传达了国家意志和人民正义的庄严精神和崇高力量。
（文学与传媒学院 朱华阳）
以人民的名义质疑《人民的名义》
《南方人物周刊》近日刊载了一篇特写，题目是《周梅森评价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紧追几步，跟上了时代”》，文章最后引用周梅森的话说：“我不认为这部作品有任何毛病和问题，尤其是政治方面”。是耶非耶？
将政治正确理解为剧作与当下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的高度契合，包括主流话语强调的个人事项申报、治理懒政、同级监督、制度反腐等，从这点上看，电视剧追上了时代。但广义的政治正确还包含在任何公共领域，绝不容许有关于族裔、性别、阶级、宗教的歧视，不允许对不同的社会分工“区别对待”。不少观众认为，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对公安民警的形象进行了全方位的抹黑与贬损。其实，剧中这种全方位的抹黑与贬损又岂止是公安民警。
电视剧充满对智性、知识的反对和怀疑，有宣扬 “反智主义”“知识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观点的嫌疑，让高校与高校教师斯文扫地。剧中的大反派高玉良原是汉东大学政法系系主任，在省政法委书记任上，他深藏不露，老谋深算，贪图权力与美色，表面说得冠冕堂皇，背后男盗女娼。剧中省纪委书记田国富明确表示“不喜欢高玉良教授”。高校文化生态趋于恶化，侯亮平的妻子钟小艾曾爆料，为争一个处长、教授的职位，大学老师们斗得头破血流。戴着价格不菲手表（30万元）的汉东大学基建处林处长，以夫子自道的方式说得更具体：大学里真正做学问的老师很少，买版面发文章是常有的事情。教授、副教授一点含权量都没有，在高校就得有个一官半职。梁璐、吴惠芬都是有名无实的大学老师，相反似乎是读书读傻了的典型形象。
电视剧未能摆脱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赋予中国商人“奸诈”的恶谥，宣扬了“无商不奸”、商人“唯利是图”的论调，让诚信经营的中国商人们情何以堪？剧中商人赵瑞龙、蔡成功、高小琴、刘新建、杜伯仲、郑乾等，都是官商勾结、行贿腐蚀、利益输送、朝秦暮楚、栽赃陷害的小人，既鲜廉寡耻，又无信无义。唯一一个正面商人形象王大路，只不过手段更高明些，他找了一家财务公司做中间的“防火墙”。总之，剧中的商人们游走在法律与道德的边缘，“不是在监狱里就是在走向监狱的路上。”
电视剧将女性置于他者地位，宣扬了“红颜祸水”“红颜薄命”的落后意识，凸显的是传统女性“第二性”的依附性人格。高小琴、高小凤从村姑变成白富美，被作为他人手里的棋子去色诱男人。剧中其他女性一般是在男人们的不爱中承受着痛苦，欧阳菁得不到男人的爱而被迫离婚；梁璐生活在无爱的婚姻中，她说不离婚只被祁同伟一个人欺负，若离婚将被所有的人欺负；吴惠芬被抛弃，但她离婚不离家，因为虚荣而患上轻度抑郁症。这位大学教授笃信“红颜祸水”的说法，法院副院长陈清泉嫖娼东窗事发，她马上断言是女妖精们迷惑了他。她还坦言自己没法恨高小凤，因为她只是“拼不过一茬一茬的小姑娘”。剩女形象陆亦可被身边所有的人催婚，而赵东来则没有这种困惑，背后的原因不言而喻。
政治是指上层建筑领域中各种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结成的特定关系，从政治正确丰富的文化内涵来看，在《人民的名义》中，多少陈腐的观念假人民的名义以行！电视剧不仅没有追上时代，相反落后于时代。
（文学与传媒学院 吴卫华）
《人民的名义》：“为社会带来巨大的思考量”
一部电视剧竟能收获如此多的关注，它具有什么样的神奇魅力？看到3月29日《文艺报》上刊登的一篇介绍周梅森创作《人民的名义》经历的文章，它在最后呼吁，“文学应为社会带来巨大的思考量”。观剧之时，能联想到现实，并产生思考，这就是这部“大尺度”电视剧的核心魅力所在。也就是说，它的话题催生能力超强，可谓源源不绝。那么这些话题都是电视剧自设的吗？不是，是观众观剧有感而发，是观众自主的意识行为。
一个老生常谈的观点表明文学艺术作品应该接近现实，并真实地反映现实。十八大以来，党领导的反腐斗争，就是当下政治、经济生活中最大的现实。经由一部“尺度”很大的电视剧用艺术形式表现出来，自然话题感十足。这也是这部电视剧所预设的议程———真实地反映党在反腐败领域的斗争及决心，树立新时期共产党“从严治党”的良好形象，以争取群众更大的支持。
过去讲文艺作品，往往侧重于作品本身。这里我要做一点补充，那就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佳作，不仅是作者对社会进行深沉思考的结晶，也是激发观众、读者重新思考社会的一次契机、一个反映意见的载体；文艺作品的传播，是一个过程，它不是单向的，而是受众（比如在追剧中）不断再认识、再交流、再传播的过程。
受众喜欢，就会被“追捧”，并围绕作品形成一个特殊的舆论场和意见高地。可能是受学科研究范式的限制，文艺研究者往往偏爱对文本以及剧作本身的剖析与评论，而容易忽视受众在作品“传播”中的参与及其意识活动；如果没有后者，前者如何成为一部经典呢？事实上，“传”与“受”是作品传播中不可分离并且积极互动的两面。
（文学与传媒学院 胡丹）
《人民的名义》的词频统计与分析
通过对 《人民的名义》这部小说的词频统计，排在前五位与主题相关的高频动词分别是：“汇报”（171次）、“反贪”（133次）、“审讯”（77次）、“离婚”（65次）、“腐败”（62次）。可见，这部小说是一部“反贪”小说，但贯穿整个小说篇章的是一个个“汇报”事件。与“汇报”同义的词语包括“请示”和“报告”，也包括非正式的说法“通气”和“透气”。党章规定“党的下级组织既要向上级组织请示和报告工作，又要独立负责地解决自己职责范围内的问题”。作为一部反映当下中国反腐现实的文学作品，《人民的名义》充分体现了党的请示报告制度在当下政治生活中存在的情况。汇报不汇报，是个问题。李达康离婚，事先主动向沙瑞金做了汇报。高育良离婚再婚事先未汇报，事后还长期隐瞒，离婚不离家。党性差异可见一斑。事先汇报还是事后汇报，程序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如“抓捕丁义珍”和“抓捕欧阳菁”。高育良表面上向沙瑞金“汇报”同僚李达康泄密，实则是宣示一种不可忽视的政治存在，此时，“汇报”已经变成了一种手段。
（文学与传媒学院 刘志富）
叙事症候分析：以侯亮平形象为例
从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的叙事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问题：作品对祁同伟、高小琴、陈岩石、高育良、李达康、易学习、陆亦可等人背景的叙述都比较清晰，而核心人物侯亮平的背景则十分模糊，只知道其妻钟小艾是中纪委某室副主任，级别高于侯亮平。与侯亮平背景的模糊相反，电视剧极力突出了侯亮平的胆识与魄力。他办案能力强，善于从细节中发现蛛丝马迹，敢于担当，有胆有识，敢于拦截李达康的专车抓捕欧阳菁，敢于在接到停职调查的通知后突击审讯刘新建，面对祁同伟的枪支毫无惧色，和沙瑞金谈话时自信满满，与高育良谈话时暗藏机锋。从侯亮平行事风格以及他模糊的背景等迹象来看，我们可以肯定，他背后有隐性权力的支撑。但电视剧有意淡化与遮掩了他的背景，留下了意义空白。这一空白作为一种叙事症候，可以引发我们探寻作者想表达但又没有明确表达的思想：侯亮平式的反腐是以权力为基础的，是一种权力对另一种权力的制衡。由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思考权利与权力的关系问题。要维护人民的权利，就必须抑制权力的膨胀；但要维护人民的权利，又必须借助于权力。维护人民权力的关键是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是中国反腐和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政治学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文学与传媒学院 刘月新）